今年三月，泰国文化部发布了一份不同寻常的声明。当时，泰国流行起了一阵“胸部自拍” (underboob selfie) 风潮，泰国本地和外来的女子纷纷在网上发布这种自拍照。泰国文化部警告，分享类似照片的行为触犯了该国 2007 年生效的《计算机犯罪法案》(Computer Crime Act of 2007)，违法者可能面临五年监狱徒刑的惩罚。泰国文化部一位发言人向媒体表示，考虑到当事人的脸部并没有出现在自拍照当中，对违法者采取措施会有一定难度。但是这位发言人同样在担忧，这种赤裸裸展示肉体的行为，可能会怂恿其他人做出类似没有教养的事情。“我们只能告戒人们不要去跟风，”他说，“这些是不文明的做法。”
一些海外观察人士将其看作是泰国军政府又一次保守的举措，但实际上泰国军方在国内审查裸体图片传播已经很久了。在泰国文化中，公开展示与性有关的内容会让人感到不适，这一点也和泰国军方的做法相一致。尽管泰国对嫖娼持放任自流的态度，但至少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泰国主流的色情出版物还是要比西方世界保守得多。制造、传播和持有被普遍认为是色情出版物的行为，均被该国视为违反法律。2011 年，一次春季节日期间三名少女在裸露胸部的情况下舞蹈，现场拍摄的视频引起了一次全国性丑闻，警方――当时执政的还是民选政府――开始了搜查犯人的工作。(三名年龄从 13 至 16 岁不等的女孩，最终向当局自首，每人被罚款 16 美元。)
二十世纪，泰国政府击退了来自外部的不良价值观，罪魁祸首就是有时被称作“文化帝国主义” (cultural imperialism) 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产品，比如摇滚乐和好莱坞电影无疑被看作是此类，这些作品所暗含的不仅是一种放荡的思想，还有一种危险的个人主义、一种对权威的憎恨以及一种对消费主义和财富的热衷。泰国对海外电影的禁令最早可以追溯到 1925 年，当时有一部叫做《印度之狮》(The Lion of India) 的印度德国合拍片，因为内容有对佛陀生活的描写而遭禁。现在该国仍旧禁止银幕上出现敏感内容 (比如 2008 年的电影《情色自拍》) 还有类似电影《国王与我》这样涉嫌泰国皇室的内容，该片是 1999 年朱迪?福斯特 (Jodie Foster) 主演的中国影片《安娜与国王》的好莱坞版本。泰国文化部都不会让这些影片上映。
但是“胸部自拍”却代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入侵形式。或许可以称之为数字帝国主义，也就是价值观的传播并非通过艺术作品的承载，而是通过一种当地人能够自发使用的工具进行。正如泰国所发生的“胸部自拍”，智能手机――作为一种商业的、实用的工具，已经不可或缺――同样是价值观的载体；因为它并不是一种在文化上保持中立 (culturally neutral) 的电子设备。比如，就隐私问题来说，更多分享、更少掩饰的动力起始于每个人口袋中开始存在的摄像头，当拍照分享的冲动到来时，马上就可以派上用场。我们所使用的 app 经过独特设计，上传操作无缝流畅，发布内容默认对所有人开放，这样又会继续保持这种发展趋势，在一个自我表达 (self-revelation) 现象逐渐增加的循环当中，更少隐私的选项变得对我们更有吸引力。从这个例子来看，这都要归功于互联网能够为我们找到拥有同样冲动的这样一群人――在上文所述的自拍例子当中，她们的冲动是拍摄敏感部位――我们在这种群体流行的做法之中能够有安全感，即便分享的人位于一百英里或是一千英里之外。美国人可能会表示赞许，认为是一种解放，或者因其并无伤害而轻松一笑，但是我们不能假装视这种行为与价值观没有关系。
如果数字帝国主义正在全球发生的话――如果智能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正在承载着某种文化元素漂洋过海的话――到底哪一个国家的价值观蕴含其中，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截至 2014 年，全球前十名互联网公司 (依用户受众划分) 当中，有八家位于美国，但是它们 81％ 的在线访问者却在美国之外的地区。(当同年斯诺登事件发生的时候，情况尤其让这些用户和他们的政府感到困扰。) 智能手机本身，从精致的外观到屏幕整齐排列的应用，其模式很大程度上来自苹果的设计蓝图，虽然设计和制造公司位于韩国或中国。问题不在于技术传播是否起到了灌输意识形态的作用，比如像好莱坞到处宣扬美国的世界观那样；问题的关键在于，世界上除美国外的其他地方会如何反应。
在硅谷，科技传播价值这种思想已经是公司文化的一部分――正如 Facebook 三年前在 IPO 招股书中所说的那样，创办该公司的初衷是“为了完成一次社会使命”，其承诺了一种 Facebook 式的革命：“通过让每个人获得分享的权利，我们开始看到人们在不同程度地发出自己的声音??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相信全球未来的领袖们将会出现，他们支持互联网、并为人民的权利去斗争，这种人民的权利就包括分享他们希望分享的内容，以及获取所有人民希望分享给彼此的内容。” 这种传教式的宣传在硅谷到处都是，也解释了 Facebook 和 Google 在过去两年里的一项重要慈善工作聚焦于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这些公司的高管们真挚地相信，从长远来看，信息技术――当然也包括信息技术所提供的服务――对于让人类社会变得更好至关重要。
从硅谷的角度来看，“分享的权力”不太像强加于人的美国式价值观，而更像是一种全人类的普世美好。但即便是我们同意这种观点――如泰国文化部一样的，可能并不会――所有这些分享将导致什么，这是一个更加令人忧虑的疑问。对于个体用户来说，智能手机的一切，从设计上就是要促使他们去分享更多、表达更多、连接更多。但是结果的呈现又被整理成数据，可能被提供给政府和企业――当政府和企业知道能够轻易获得，用来分析并转化成有价值的情报时，会情不自禁地这样做。对于组织机构来说，一旦他们懂得能够用这些数据做什么，一旦情况变得不可避免且有利可图时，所有的自我约束都会消失。
这样一种双刃剑的作用在如今许多的科技创新上都可以见到。为照片自动标签的面部识别软件，同样也在入境口岸识别异议分子。帮助你用法语和网友调情的机器翻译引擎，也能够在一个格子间的电脑上监控不同大洲的通讯。用来改进锻炼计划的健身数据，可能很快会导致你的健康保险费用被强制调整。类似的风险在急剧增加，过去几年里，硅谷的野心越来越大，已经延伸到了物理世界；正如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森所说，“软件正在吞噬世界”。新一代的科技公司已经入侵到了旅游 (Airbnb)、交通 (Uber) 和其他领域，带来了一套技术主导的价值观。
在十九世纪古老的帝国主义时代，基督教传教士假借旅游之名，和出征的殖民军队分开。但是在数字帝国主义时代，一切的传播都以一种炫目科技的形式同时进行：救世军和帝国，传教者和判官，圣经和枪。对于硅谷所有要改变世界的高谈阔论来说，其所讲并非空泛的夸夸其谈。过去十年当中，这种说辞吸引了全国如此之多的高校毕业生来到硅谷，二十一世纪的美国，硅谷承诺要实现他们那傲视一切的野心，还有对于社会进步的不懈渴望。不安于现状的美国人在创造价值的同时，已经在设计能够传播价值观的工具――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至少对于所有认同他们的人来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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