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成为制假售假重灾区
报道称，在距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县城20公里外的大山深处，有一栋背靠悬崖、正对逼仄山路的4层民房。民房地下仓库堆放着各色粉末和19种颜色的胶囊外壳。在这里，灌装机等机器一开启，1小时能生产1万粒假冒减肥胶囊。
近日，湖南娄底警方在这个假减肥药生产窝点，现场查获近60万粒胶囊。经娄底市食药监局抽检，确认大部分含有国家明令禁止的有毒有害非法添加物西布曲明，被认定为假药。娄底警方在豫、皖、湘三省同时收网，一举捣毁假减肥药生产、包装、销售窝点，并抓获主要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上亿元。
8月29日，娄底市政府在“像抓酒驾一样打假——娄底市公安局破获特大制售假减肥药案新闻发布会”上，以全网直播形式公布抓捕、查处视频。
娄底市副市长、市公安局长王成良称，本案主犯均为90后，反侦察能力极强，假减肥药生产销售线下打击难度大。这些号称进口的减肥药，生产成本不足1角／粒，市场价格近10元／粒，利润率近9000%，远超贩毒，“中国有上亿减肥药消费者，近年来微商卖减肥药发展成一个黑灰产业，愈演愈烈，监管失控，需要严厉打击。”
政在协商（cppcc_china）注意到，这起案件再次提到了“微商”“朋友圈”。类似的案件不仅是假减肥药，还有假化妆品、假手表、假包假鞋各类假货。打开微信朋友圈，卖什么东西的都能找到，很多产品更是闻所未闻，非常具有隐蔽性，有专家表明这种新型的产销模式已经成为灰色利益链上重要的一环。
而这起破案的关键是，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通过大数据食药模型，发现湖南地区有一款名为“小绿”的减肥药在淘宝网上有售，抽检发现其中含有非法添加成分，遂将线索推送给湖南娄底警方，娄底警方在阿里巴巴大数据协助下，发现这是一起通过微商圈子制售假冒减肥药的全国大案。
同样是类似案件。佛山市公安局三水分局借力阿里巴巴平台治理大数据技术，成功捣毁一条制售假冒汽车配件的犯罪链条，打掉2个犯罪团伙，抓获14名犯罪嫌疑人，涉案价值达1000多万元。8月31日上午，三水公安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这起案件。
面对大数据的分析，越来越多的制假售假案件浮出水面。然而从海量线索到艰难推进，再到实际处罚力度的不理想，互联网制售假相关刑事案件的打击道路显得仍然漫长。
互联网打假有啥难度？
阿里巴巴数据显示，2016年全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门共认定和处理制假售假案件线索4495条，案值均高于目前刑法所规定的5万元(人民币，下同)起刑标准。执法机关接收线索1184条，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制假售假受到刑事处罚的比例不足1%。
刑法第一百四十条对制假售假做出了规定。例如，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
阿里巴巴抽取33份制假售假案件的判决书，发现已判决案例涉及47人，其中判缓期执行的有37人，比例高达79%。
阿里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呼吁，严格执法、加重刑罚，“全社会拿出治理酒驾一样的共识和力度，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假货”。
2017年两会期间，围绕“网络售假”的讨论不断。3月7日，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其个人微博上发布公开信，指出中国法律对制假售假惩罚不够严厉、违法成本极低但获利极丰。
马云称，“假如销售一件假货拘留七天，制造一件假货入刑，那么我想今天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食品药品安全现状，我们国家未来的创新能力一定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马云认为，在制假打假上，“互联网首当其冲，网络平台当然应该识别、报警、拦截”，但制造工厂仍是源头。阿里巴巴曾在多个场合表达类似观点：电商平台有监管、打假的责任，但是阿里巴巴不生产假货，广阔的线下市场才是假货制造、流通的重灾区。
“互联网制售假案件在操作中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刑事处罚的比例比较低，二是被判缓刑的人数和比例则较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新表示，制售假相关立法，可以在销售金额的基础上，将犯罪次数、犯罪件数等要素纳入考量。
互联网犯罪的证据在哪？
投诉本是维权手段，但前面加上恶意二字，便成了一条互联网黑灰产业链。8月24日，佛山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第五大队大队长丁祖锋，在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组织召开互联网刑事法治研讨会现场分享了一个队里办的恶意投诉案件。他表示，互联网时代的刑事案件与面对面的时候不同，暴力性、胁迫性非常不明显，而嫌疑人跟受害者通过微信、QQ等工具进行交流，受害者无法辨认嫌疑人。同时，嫌疑人用一张图片来宣告自己拥有知识产权，这件事的真伪很难查清，涉及的受害者多，案件定性难。同时，这类恶意投诉的作案手法很容易被复制，被投诉的店铺商家链接会被下架，如果商家愿意给钱，便能恢复经营。通过调查，大队发现该团伙在半年内就非法获利近百万元，这些手法的大规模使用，将对平台带来大量冲击。他表示，到现在，案犯也并没有主动认罪，警方是通过走访、与阿里平台的合作，用大量的证据来使这个案子判案的。
“互联网制售假案件的证据问题，其实是真实性和关联性的问题。”浙江大学社科院副院长教授胡铭说，电子数据很容易被质疑。比如，卖家可以说自己有这些记录，但实际没有卖这么多，或者是真假参半去卖的，这是真实性问题；再比如，有人会说这是别人拿自己身份证去注册的账号，或者自己是操作者，但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假货，这是关联性问题。因此，在保留、鉴定证据的过程中，电子数据领域需要更多专家辅助人来打开突破口。同时他也建议，互联网制售假相关案件的取证，可以通过证明责任的分担，让被告方承担一定的责任，同时适当减轻控诉方责任，使互联网犯罪具备更高的可操作性，提高定罪量刑成功概率。
互联网真能成为造假售假分子的安身之所吗？听听代表委员怎么说。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百步亭集团董事局主席茅永红认为，要保证市场流通商品货真质优，从源头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打假”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加大精准执法的力度，立法在这方面更科学化，操作性更强。同时，要建立起社会信用体系，让制假售假者不能在这个行业立足，确实把维护群众切身利益放在首位。在执法的层面上，要加大精准执法的力度，让有这种打假制假想法的人感觉到可怕。
2017年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在全国两会期间提交了《关于对制假售假行为加大打击力度的提案》，建议加重对制假售假的刑罚处罚。他建议：鼓励各地制定地方法规，强化行政执法手段，建立质检、公安、工商、卫生等多个部门联动执法机制；严格执行刑法对各种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和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罪的量刑标准，对制假售假达到法定数额者严惩不贷，对侵犯商标、专利和著作权的犯罪行为予以严厉打击。
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在中国实业振兴峰会上再次大声疾呼，认为造假售假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实业发展的毒瘤。他表示，造假售假不但影响了中国企业、实业和中国商家的商业信誉，严重打击了创新的积极性，而且侵蚀到了社会文化层面，使诚信缺失。
两会期间，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支树平表示，确实有不法分子利用网购的隐蔽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质检总局已成立电子商务质量安全标准委员会，立项了一批标准，形成过滤体系，与阿里巴巴等7家电商的部分用品库对接，已经有102万项交互信息。
对于新生的电商，质检总局也在帮助他们建立质量管理体系。质检总局也会在网上买产品检测，“不合格就要求下架”。
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中国日报、武汉晚报、浙江在线、中国网等。